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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创新的中国制造业应基于市场投资

    “去产能”之后，制造业企业对于升级换代的需求会更大，而升级换代就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创新，对于制造业的创新问题，许小年坚持“创新活动的高风险、高回报，就决定了创新的机制，一定是基于市场的风险投资，一定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创新成功之后的经验。”
　　
　　以下为许小年的演讲实录：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和挑战
　　
　　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中国制造业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配套比较完整、门类比较齐全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的综合加工制造和配套能力，可以和制造业大国相提并论，制造业大国是日本和德国。当然我们的制造业在今天它的发展也碰到了一些困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挑战，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过去我们的制造业它的优势，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劳动力上面的。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个优势正在逐渐的丧失，出现了一些制造业外迁外移的现象。
　　
　　但是到下面去做调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制造业外迁的主要都是一些加工业和工艺比较简单的行业，例如服装、玩具等等这样的消费品制造业，而专业化分工比较细，协作要求比较高的，很少出现外迁的现象。这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中国制造业面临挑战的同时，必须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国家制造业的整体优势。
　　
　　这个整体优势，刚才我们讲的，它的配套能力，它的门类比较齐全，一个产品基本上在中国从刚开始一直到成品结束，都可以找协作厂商，这样的条件目前在东南亚，在南亚这些国家还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制造业出现这些结构性的调整，由于人均收入的提高所造成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很自然的，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惊慌，更没必要对中国制造业前景感到悲观。这就是我在下面调研企业得到的一个印象，虽然工资在上涨，有很多企业仍然在中国，因为他到别的地方去，找不到这样齐全的配套能力。
　　
　　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不是劳动力成本，我感觉中国制造业现在主要的挑战是整体水平偏低，特别是在基础材料，包括电控和液压电在内的基础零部件，以及基础的加工工艺和国际的一流企业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由于这个差距的存在，使得中国制造业产品技术含量偏低，趋同化现象普遍，落后的产能过剩，企业除了价格以外，很少有其他的竞争手段。特别是在研发阶段，只能靠价格来进行竞争，使得很多企业处于薄利甚至亏损的经营状态。中国制造业，我的感觉，目前是已经形成一致的共识，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技术水平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企业的差异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使得制造业企业目前有相当的数量处于经营困难的状态。
　　
　　去产能不是限产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需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的执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三去政策，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品，淘汰过时的产能，开辟出新的市场空间，能够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三去的任务，中央提出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个人的理解，三去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应该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消除老旧的产能，核销倒闭企业的债务，降低负债率。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区和行业不是去产能，而是采用行政手段限制产量。不是去产能，而是限产，而且由于采用行政的手段进行限制，受到限制的往往不是效率低的企业，一些僵尸企业在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下继续维持，不仅消耗国家宝贵资源，而且由于僵尸企业的低价销售，造成行业其他经营企业的困难，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我们感觉到中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个任务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在执行中由于过分重视政府手段，忽视市场手段，起到不好的作用，中央的政策不能得到落实。
　　
　　创新的特性，决定了它需要基于市场的风险投资
　　
　　在三去的任务完成之后，淘汰了落后产能，留出新的市场空间。下一个课题就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了，毫无疑问，升级换代的目标是要靠创新来实现的。但是谁来创新？如何创新？这些问题上我们看到又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在工业革命以来重大的技术创新，从蒸汽机，从两百年前的蒸汽机一直到现在的互联网，这些技术创新我们看一下历史，就可以了解，都是民间创造力和市场竞争的产物。也许有人会问，说互联网难道不是美国军方资助的发明吗？不错，确实是这样的。这里我们希望从经济学上区分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对于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在创新，在制造业升级换代中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哈佛大学创新经济学家的定义，发明就是技术突破，而创新定义为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在做了这样的区分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政府的职责是什么，政府的职责不是在创新上，而是在发明上，发明就是技术的突破。让我再重复一遍，而创新指的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它的主体毫无疑问是企业，是企业家。要以企业为中心，尽管互联网二战之后，美国军方提供资金，委托美国的大学进行研究。但是互联网作为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它的繁荣是在1990年代初，美国国会解除了对互联网商业应用的限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技术作为一项创新，出现市场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主角，舞台上的主角都是谷歌、亚马逊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同样是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这样的私人企业。制造业的标杆，我们公认的标杆—华为，以及前几类的智能手机制造商，都是民营企业。所以为了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要清楚的划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政府应该关注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基础的技术开发，而技术的商业应用也就是创新的主体始终应该是企业。而企业之中我认为又主要是民营企业，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和市场，这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从市场的实践上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创新型公司，几乎都是在市场上竞争中涌现出来的某些企业。从理论上来讲，为什么创新要坚持市场导向？要以企业为中心？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它的内在性质是创新的性质决定的，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试错过程，这个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高风险，高风险必然要求高回报。如果我一个风险投资投下去，如果没有一个希望预期，预期这家公司上司之后要翻几十倍，谁愿意去创办谷歌和腾讯呢？又有谁来给排不上名的公司来融资呢？创新活动的高风险、高回报，就决定了创新的机制，一定是基于市场的风险投资，一定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创新成功之后的经验。
　　
　　制造业的发展不能盲目追求工业4.0
　　
　　工业4.0只是在工业3.0，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所谓实现智能化，就是在网络的主要节点具有反馈、学习和决策的功能。简单的讲，工业1.0是机械化，2.0是自动化，3.0是信息化，4.0是智能化，每一个阶段都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可以同时实现。但是不可省略，不可超越。想一步跨过去，是不现实的，是缺乏基础的。中国的制造业现状，我认为大致是处于2.0的阶段，有些企业可能连2.0都没有做到，谈什么4.0？
　　
　　每个阶段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对于弯道超车这样一个提法，我本人不赞成。因为根据常识，我们都知道弯道是不能加速的，弯道应该减速。弯道加速是有可能翻车的，而不是超车。工业4.0，如果在现在全面实现工业4.0，中国制造业的工业4.0，既没有基础，也没有必要，我们不是为了4.0而4.0。我们是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效益，而追求工业3.0和工业4.0，工业几点零和互联网都是工具，都是我们实现某一目标的工具，它本身不是目标。3.0不是目标，4.0也不是目标，需要根据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采用效益最大化的技术，而不是最先进的技术。企业要讲究效率，如果我3.0已经够用了，如果我自动化信息化已经够用了，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智能化呢？没有必要。如果2.0、3.0够用了，何必一定要做4.0呢？4.0是有成本的，4.0是要投资的，这个投资合算不合算，企业要做计算。政府可以不用，因为他用纳税人的钱，没有人对他追责，企业要对自己经营负责的。如果小数据、中数据已经够用了，为什么要用大数据呢？我就想不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做企业的是要讲究效益的。
　　
　　如果我这个电脑服务器上的计算能力已经够用了，我为什么要用云计算呢？没有必要。效率最大化，就是要坚持以企业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府部门为核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规划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奖励创新，惩罚落后的作用。在我们今天讲制造业升级换代，讲中国制作未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的经验。我们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市场化，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请注意不是辅助作用，不是主导作用，而是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性作用包括我们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包括企业的创新活动。
　　
　　只要中国的企业行动起来，只要我们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我相信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指日可待。基于市场的，基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使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